张铁生的答卷

毛远新

1973年，随着党的“十大”圆满落幕，我特地前往探望了主席。我们首先回顾了大会的种种细节，主席提及自己腿脚不适，因而示意代表们先行离去。这一话题自然而然地引申到了主席的健康状况，进而我们又聊到了《木兰辞》。

在交谈中，主席忽然提及：“你们辽宁有位名叫张铁生的，你听说过吗？”我感到有些出乎意料，不清楚主席对此有何看法，于是仅回答道：“我知道。”

主席言：“余观之于新华社之内部资料，《辽宁日报》曾刊登张铁生所撰之文，乃作文卷背面之笔迹。闻者众说纷纭，有誉之者，有贬之者。余独赞其妙，堪称绝妙！正所谓敢于逆流而上！余欲《人民日报》及中央各大报刊全文予以刊登。编者之按语亦颇具匠心，亦宜一并转载。”

主席径指着我道：“张铁生，他来自辽宁，你们和省委的同志们都应认真研读他的文章。此外，那篇编者按语也颇具匠心，你们都要好好学习。”

心中的一块巨石终于落地，我轻声吐露：“那篇编者按语，竟……竟出自我的笔下。”

主席微微一惊，似乎既感意外又难以置信。他紧锁眉头，目光如炬，直视我的双眸。我与他目光相对，平静地轻点头部。他的脸上逐渐浮现出笑容，连续点头两次，显然是已经信服。

我言道：“在去年的夏日，正值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之际，我曾向你详细汇报了辽宁的工作进展。当谈及教育领域时，我指出，当前教育领域面临的核心矛盾是教学质量的不尽人意。然而，你立刻打断了我的话，严肃地指出：‘非也！当前的主要矛盾在于学校的阶级统治问题。’”

主席指出：“确实，你对主要矛盾的理解有误。列宁曾提出，学校应当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这一目标我们已经实现了吗？”

在五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您曾向我咨询有关辽宁下乡知识青年的数量，并提及当前大学招生的主要对象为下乡知识青年，因此叮嘱我深入调查他们对大学招生机制的看法。返辽后，我特地前往全省下乡知识青年密集的盘锦地区，走访了多个青年点，认真倾听他们的声音，同时亦聆听了农场、公社以及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见解。

主席问：“怎讲？”

我说：“按照中央的明确要求，此次招生面向的是拥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以及解放军战士，尤其是那些曾经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他们长期投身于生产与工作任务之中，中学时的数理化知识几乎已被淡忘。招生文件一经发布，家境优越的学子，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子女，以及部分收入较高的知识分子子女，纷纷弃农归城，投身于高考复习的准备之中，甚至不惜聘请家庭教师进行专项辅导。五月至六月，正值辽宁水稻主产区农事繁忙之际，自五月开始便要育秧整田，六月则需开始插秧，七月十号前务必完成。为了抢抓时间，留守农村未返城的青年们不得不投入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收工后疲惫至极，倒头便睡，无力再熬夜温习功课。有些生产队的知识青年已纷纷离去。人误一时，地误一年啊，生产队的干部和负责带领这些青年的老农，急得直跺脚，满口咒骂。”

我对今年大学招生的相关文件有所涉猎，却未曾予以充分关注。遵照主席的指导，我进行了一番调研，这才深刻领会到您为何命我深入基层，倾听那些下乡知识青年的心声。显然，高考招生之事，其影响深远，不容小觑。

主席强调：“我一直坚决反对仅凭一次考试结果来评价一个年轻人是否具备真才实学的做法。我多次指出，历史上许多高中状元的实际才学并不突出。反而有些未曾中举的人，比如蒲松龄，他自十七岁开始科举考试，直至七十岁白发苍苍，却始终未能中举，但他的《聊斋志异》却成为了古代短篇小说中的佼佼者。再如曹雪芹，即便其秀才身份的真实性仍有争议，他却创作出了《红楼梦》，这是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巅峰之作。谁能断言他们缺乏文化素养或知识水平？我们的大学中文教授，又有几位能超越他们？”

一为书本之学，一为实践之知。书本之学，实则多源自前贤在探索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对实践经验之总结。纵然博览群书，若不投身实践，则前人之经验难转化为己之经验。当前的教育体系，往往偏重于书本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实践本身亦为知识的重要来源，此种做法实乃与实际脱节之甚。

我国的教育宗旨在于塑造德才兼备、身心健康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所谓社会主义意识，即始终将国家与集体的利益、广大人民的福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致力于培育具备文化素养的劳动者群体，这包括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而非培育那些脱离现实、脱离群众、轻视劳动人民的精英阶层。在党内，我曾多次强调：列宁为何提出学校应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列宁深刻认识到，学校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阵地的重要场所，若无产阶级不主动占领，资产阶级便会取而代之。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哪个阶级掌握学校，便能为该阶级培养未来的接班人。我们党所管理的学校，均设有党委和党支部，旨在确保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培育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的劳动者。我忧虑的是，他们或许在辛勤耕耘，却有可能培养出将来挖共产党根基的人。

我们必须推动教育领域的革命。中学毕业后，学生应投身社会，投身劳动，通过实践锻炼自己的意志和能力，然后从那些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劳动人民中选拔并培养大学生。若不然，从小学到大学，十六七年的时间都在教室中度过，培养出的将是一群缺乏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只会机械背诵标准答案，只会应对考试的学究。这样的学生极易受到资产阶级的诱惑、拉拢和腐蚀。

我感慨道：“你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教，称我为那种典型的书生。大学篇章落下帷幕，你却建议我告别繁华都市，投身野战部队最基层的连队，从一名普通战士的角色出发，重新学习与成长。”

主席面带微笑，强调道：“因此，我希望军工学院的学生们投身农村进行四清运动，深入社会，感受社会。他们虽读了许多书籍，但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工人农民的了解却不足。在未来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他们能否解决实际问题，实在难以预料。文化大革命后，大学招生目的和对象都发生了转变，沿用过去的考试方式是否合适，令人疑虑。正因如此，我要求你进行调查，广泛听取群众，尤其是下乡知识青年的声音。”

我言：“辽宁省教育局已决定先行开展数项考试试点，然而，在数理化科的考试中，众多知识青年未能达到及格标准。”

“怎么办？”

我言道：“省委特意聆听了教育局的汇报。在汇报中，他们提及了沈阳医学院的试点情况。针对那些长期投身于下乡、下厂招生工作的对象，由于对考试题目的难度把握不足，学院特意邀请了全院副教授以上的专家，要求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先行完成数理化题目的作答。随后，根据专家们的反馈意见，确定了考试的难度。令人惊讶的是，即便是这些专家教授，也几乎未能通过考试，其中许多人甚至交了白卷。”

主席问：“哦？真的吗？”

我坦言：“起初，我对此亦抱怀疑态度。难道高等学府的教授们的学识不如中学生？于是，我要求他们提供医学院的数理化试卷，我带回家中，在规定的时间内独立完成，并依据他们的评分准则进行了评分。”

主席问：“结果呢？”

我言道：“在数学这门课中，代数部分尚能勉强达标，然而面对几何题目，我却屡屡碰壁，整体而言，数学成绩勉强能够达标。至于物理，表现稍佳，分数通常在七八十分之间。然而，化学的成绩实在堪忧，几乎等同于白卷。综合数、理、化三科，平均成绩显然未能达到及格线。当时……”

主席哈哈大笑，用手指着我，戏谑地说道：“连你这样的，竟然也……也，同样不及格，呵呵呵呵！”

我坦言：“看在眼里，我是凭借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并且作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的高才生，难道中学生的文化素养我也达不到？直到那时，我才深刻体会到沈阳医学院那些教授的处境，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领域都是国内顶尖的专家，确实有真才实学。然而，由于多年未曾接触中学教材，面对中学的数理化题目，他们也不免感到棘手。在化学考试中，几乎所有人都是白卷，唯一一位化学成绩优异的教授，他的专长是药理分析，平日里工作始终离不开化学。”

“唉！”主席深深地叹了口气，感慨地说：“那些教授们，他们或许正是当代的曹雪芹、蒲松龄，若非他们因试卷白卷而未能及格，那恐怕是我们的教育体制本身出了问题啊。”

我言道：“回想起那些在乡村扎根多年、投身劳动的知识青年，鉴于省里无法确保他们获得与应届毕业生相当充足的复习时间，我们理应摒弃以往针对应届中学毕业生的考试模式。两天后，我在省委常委会上公开了我的考试成绩。我强调，继续采用旧有的考试方式，对于全省数以十万计的下乡知识青年来说，显得极为不公。”

主席指出：“这不仅是不公，更关键的是，它无法真实地展现青年人的实际状况和能力水平。科举制度自隋唐起，便打破了旧的世袭体系，实现了人才的公平选拔，这在历史上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然而，特别是进入明清两朝，科举制逐渐步入绝境，脱离实际的八股文成为扼杀人才的罪魁祸首。《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对科举制度深恶痛绝，每当有人劝他复习功课以备考试，他总是不屑一顾地予以白眼。这或许正是曹雪芹内心深处真实情感的写照。我们的考试体系，不过是将老八股换成了新八股，同样陷入了僵局。若不进行教育革新，继续残害青年、埋没人才、误导学子，将何以堪！”

张铁生

我说：“在省教育局长的工作报告中提及，锦州地区有一个青年在物理化学考试中竟然交了白卷，却在试卷背面写下了自己的见解。这位青年名叫张铁生。我将他的试卷调阅，细读了他的文字，深感与他心灵相通。于是，我指示省教育局派遣人员前往锦州，对张铁生进行一次深入的调查。调查结果汇报后，省委领导对此进行了详细听取。他们介绍，张铁生在中学时期成绩一般。1968年，他响应国家号召，下放到农村插队，并逐渐担任起生产队长一职。由于长期忙于队里的生产与管理工作，他几乎没有时间复习。他曾为生产队一头生病的牲口四处奔波，遍访名医，却终究未能救活。他悲痛欲绝，遂立志学习兽医，进而报考了朝阳农学院的兽医专业，期望大学毕业后能返回家乡，成为一名兽医。”

“好极矣！真是有志之士！”主席一边拍打着沙发扶手，一边说道，“正是应当选拔如此青年步入大学殿堂。他在试卷背面所书写的文字，堪称一篇抨击现行教育体制的战斗宣言。”

我说：“据调查同志所述，他随后获得了几天的复习机会，并改考了理化科目，最终成绩达到了七十多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了建议，将他的试卷刊登在《辽宁日报》上。我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一举措，在全省范围内引发一场关于大学招生应采取何种方式的讨论。常委会予以批准后，我便着手撰写了那篇编者按。”

主席称赞道：“情真意切，文笔精湛！我要求《人民日报》在转发时，务必连同编者按语一并刊登。直到今日，我才得知这出自你的妙手。”

我开口说道：“我想请教育局帮忙，向朝阳农学院通个气，看能否让兽医系的录取名单上多他一个名字。”

主席询问道：“您所指的朝阳农学院，是否正是您之前提及的那所致力于在农村地区开展教育活动的学院？”

我说：“那便是那所学府。正如你所指派，陈锡联坚毅执行，将沈阳农学院毅然从市区迁往辽宁最贫困的朝阳之地。”

主席指出：“当前我们倡导科学耕作，然而缺乏的是身处生产一线的农业技术人才。那些从农业大学走出的毕业生，往往希望在获得国家工资之后，留在城市，而不愿意深入农村。”

我曾言：“去年，你向我提及了这一议题。经过与陈锡联商议，我们计划未来逐一从全省各生产大队中挑选出优秀青年，送他们进入农学院深造。学成归来，他们便回到原大队担任技术员，我们称之为‘社来社去’计划。他们将与社员同工同酬，生产队负责记工分，同时国家每月给予三至五元的补贴。我们力争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使每个大队都能拥有一位稳定的技术人才。在遇到实际问题之时，他们可以随时与农学院的教师保持联系，寻求指导。工作数年后，他们再带着自己的疑难问题，分批次返回学院接受进一步的培训和提升。或许，我们还能培育出一批农业领域的专家。”

主席频频颔首赞同道：“此法甚佳，我完全赞同。关于你们所提及的医学院，是否可考虑为每个大队输送一位医生？选拔对象不妨从现有的赤脚医生中挑选，他们毕业后也能回归农村，那里正急需既懂医术又通药理的人才啊。”

我回应道：“我觉得可行。等返回后，我将与陈锡联商讨此事，并计划明年启动试点工作。”

“今年不行吗？”

首先是中学毕业时的成绩与表现，占比30%；其次是所在生产或工作单位对其的评议，同样占比30%；最后是本次高考的考试成绩，占比40%。”

主席言道：“不妨先试为证，遇到问题后再行优化。”

我指出，当前存在几点争议：首先，关于全省中学在毕业成绩评定上的标准不一，是否应该推行统一的毕业统考制度；其次，关于各部分比例的合理划分；再者，确保每位青年都有充分的复习时间。此外，还需确保群众评议的公平性，避免出现走后门、关系户等不良现象。实施过程中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在盘锦大洼区，一位农场干部向我咨询，为何大学招生考试不能安排在冬季？他认为，东北地区霜期较短，现有的考试时间正值农忙时节。而冬季农闲，加上春节假期，至少有数月时间可供青年复习，这样既不影响生产也不耽误招生考试。

主席赞许道：“这个提议甚佳！不妨考虑将东北地区的招生工作安排在冬季进行。”

我表示：“我同样有所思考。然而，这牵涉到整个国家教育体系的变革，那么对于全国统一招生的院校又将如何安置？这些问题目前尚处于探索与研究中，恐怕短期内难以得出定论。总之，我们不能仅仅凭借一张试卷的结果，便断定一个青年的未来走向。”

主席提及：“你曾言及，贵省那位教育局负责人早年是一名小学教师。我亦曾如此，起初也是小学教师出身。她的名字是？”

我道：“她的名字叫温巨敏，身为党的‘十大’代表，她此次特地莅临会议。”

主席问：“张铁生来了吗？”

我言道：“他并非‘十大’的代表，故此并未莅临。”

主席指出：“他宛如一块棱角分明的硬石，为何不邀请他加入？我们党员理应勇于抵制不良潮流，这不是党章中明确写明的吗？”

“他？他连党员都未加入，又怎……”我正想解释。

“你们辽宁省委为何未能吸纳他加入党组织？”主席打断了我的发言。

我无言以对。当初选择在《辽宁日报》上刊登他的试卷，我主要基于对大学招生考试方法变革的考量，却未曾料想，主席竟将其提升至“战斗檄文”的高度，并将其与党章中“共产党员应勇于反对逆流”的规定相提并论。

1973年岁末，于中央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会议之上，毛主席再度提及张铁生之名，他言：“辽宁诞生了张铁生这等人物，众说纷纭，有赞有弹，然我独赞其是。正因他敢于逆流而上！”

1974年，辽宁省在选举全国四届人大代表之际，中央纪登奎同志特地拨通了省委的电话，表示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为辽宁额外增设一个代表席位，并指定张铁生同志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提名候选人。翌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张铁生同志成功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

1986年1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鉴于我犯有图谋颠覆XXXXXXXXX、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等严重反革命罪行，判处我有期徒刑十七年，并额外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在法庭陈述中，我确认了在《辽宁日报》上刊登张铁生试卷及撰写编者按语的真实性，并提及了毛主席指示《人民日报》予以转载，以及我对省委未批准张铁生入党一事的关切。对于法庭对我提出的涉嫌破坏辽宁省教育事业的反革命刑事犯罪指控，我提出质疑：毛主席的行为是否也应被视为破坏全国教育事业的反革命刑事犯罪？这起事件本质上属于党内教育路线和具体政策上的分歧，不应被定性为刑事犯罪。

“在1973年7月，被告人毛远新将张铁生塑造为‘典型’，随后宣称‘我要用这块棱角分明的石头去打击他人’。这一言论导致张铁生四处散布反革命言论，对老干部进行诬陷和迫害。”

我说明一点，我是引用毛主席的话，说他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但没说要“打人”。至于说他“进行反革命煽动，诬陷迫害老干部”，我真的不知道。

1989年，我获准从秦城监狱保外就医，从友人口中获悉，张铁生同样因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五年。当时，几乎所有报刊杂志都冠以他“白卷英雄”或“白卷先生”的称号，将他描绘成江青等“四人帮”所推崇的“读书无用论”和“摒弃文化”的典型代表。

若依据国家法律，在《辽宁日报》与《人民日报》上刊登其试卷被视为反革命刑事犯罪，那责任将仅由我和毛主席两人承担。然而，我们两人均未持有“读书无用论”或“摒弃文化”等观念。江青等四人起初对此事一无所知，直至毛主席指示《人民日报》将其置于头版头条予以转载，他们方始得知，并随后表示了支持。

附 件：

附件（一）：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封面头条

附件（二）：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封面

2005年10月，初稿成文；至2023年5月，历经修订。

毛主席谈“天才”

毛远新

1970年岁末，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向党中央汇报了筹备党代会的相关事宜。我与陈锡联、李伯秋等同志一同前往北京，下榻于京西宾馆。汇报完毕后，我随即前往中南海，专程拜访了主席。

主席提问：“你们辽宁省是全国中最后一个设立革委会的省份吗？”

我说：“1968年5月，全国范围内，该省份仅排在倒数第四位建立革委会。”

主席指出：“据总理所述，辽宁在去年便实现了工农业生产总值的飞跃，已超越1966年的水平。中央对辽宁的局势表示认可，认为其状况位居全国前列，位列可召开党代会的三个省份之列，适当时机进行新省委的选举。回顾两年前，辽宁的三股势力尚处于激烈冲突之中，其中两派均对陈锡联持有反对态度，中央对此深感忧虑。总理表示，辽宁已迅速消弭派别分歧，实现了大团结，你的贡献不可或缺。因此，政治局提名你为省委副书记人选，我虽认为你应进入常委，但政治局全体成员均支持这一提议。”

我感慨道：“正是当年中央政策的适时调整，使得工人阶级内部并未滋生根本性的矛盾。我们认可各派别均为革命群众组织，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这才使得辽宁地区迅速消弭了派别之间的对立，实现了团结一心的大联合。”

随后，我简要地对辽宁的局势进行了介绍，并提及了陈锡联传达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相关内容，以及大家学习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具体情况。

主席言道：“常言我乃天才，或是‘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此类言论实乃无稽之谈，我自是不会轻信。幼时，曾随母虔诚拜佛，信仰佛法。就读私塾期间，又对孔夫子心生敬畏，崇拜曾国藩；而步入洋学堂后，更对康德哲学肃然起敬。若非陈独秀，我的恩师，我怎能知晓，这世上竟有姓马的大胡子人物？陈独秀乃一好人，性子略显固执，终犯过错。然而，中国共产党之成立，他功不可没。他与李大钊皆为我师，我非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从他们那里汲取了真知。”

主席表示：“根本不存在什么'一句话抵过一万句’，'每句话都蕴含真理’的说法。我可不这么认为！”我一时愣住了，心里想，这不应该是林副主席的观点吧？

主席强调道：“一事一议，不可随意更改。《宪法》草案中，我曾四次提出删除‘天才地，创造性地’等修饰性词语，这难道还不够吗？然而，这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任何言论都有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除了圣人，又有谁能保证每句话都无误呢？”

稍作停顿，主席再次开口：“我想，即便是神仙，也有所不能。《圣经》中记载，有一条蛇诱使两个年轻人吞食了树上的苹果，上帝因此大发雷霆，将蛇永世罚食尘土。然而，科学家们研究发现，蛇实际上并不会吃土。这难道不是证明上帝也会说谎吗？禁止人们食用苹果，显然是错误的。那条蛇劝说人们吃苹果，我看它是对的，它就像是革命造反的先锋。如果不是它，我们今天可能都无法品尝到苹果的甘甜。按照《圣经》的说法，那两个年轻人吞食苹果后，心智得以开启，才意识到男女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并产生了羞耻感。这难道不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吗？否则，我们今天可能还都保持着原始的裸体状态。”

我忍不住笑起来。

主席嘴角微扬，继而笑道：“我认为蛇实有功绩，它见证了人类的繁衍生息，文明的蓬勃发展。今时今日，地球之上已汇聚了数十亿生灵，这无不归功于那条蛇。由此可知，即便是神明有时也会犯错误。他竟站在整个人类的对立面，我自是坚定地站在蛇的这一边，力挺它对抗那自诩为上帝的存在。”

主席转身问：“你赞同吗？”

“我同样赞同。”我应道，“主席，您出生于1893年，按照农历，那一年是癸巳年。辰龙与巳蛇相邻，故而您的属相正是蛇。”

“哦，我属蛇，你呢？”主席问。

我言道：“我生于1941年，对于农历的具体年份，我已记不太清。恰好比你晚了四十八载，按照十二生肖的轮回，我也是属蛇之人。”

“干杯！”主席轻捻烟蒂，将手中的茶杯高高举起：“为蛇举杯！”我亦随之举起杯盏，与主席轻轻相碰，随之啜饮了一口香茗。

“在中国，我们有一位名叫孙猴子的英雄，”主席放下茶杯感慨道，“他如同一位勇敢的革命者，不畏玉皇大帝的严规戒律，闹腾天宫，使得天庭不得安宁。他不仅吃尽了王母娘娘的仙桃，还在如来佛祖的手掌上留下了一泡尿液。你读过《西游记》这部经典之作吗？”

我回应道：“我曾就读于小学，而进入初中时，也经历过一次重返学习的历程。”

“关于为何写作……这个问题，我此前未曾深思。”

主席言道：“依我看，那人对朝廷政治心怀不满，却又不敢直面指责皇帝，于是虚构了孙悟空的形象，搅扰得朝廷不得安宁。最终，他被判了五百年刑期，刑满释放后，还要被戴上紧箍咒，禁止他胡言乱动。这不就是造反者的结局吗？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他所遭遇的妖魔鬼怪，多数不都是那些身处中央高级领导身边的人吗？比如秘书、警卫、司机等。这些人一旦流落民间，便会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即使是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也难以与他们抗衡。这是为何呢？”

“据书中记载，他们不过是因为窃取了主人手中威力非凡的法器，才落得如此境地。”我如此陈述。

“何谓强大的法器？”主席言道，“归根结底，不过是主人的象征而已。终究还是要召唤主人，将妖怪制服。至于那些无依无靠的妖怪，皆被孙猴子的金箍棒击败。这又说明了什么？这正是领导干部特权的体现！”

主席言道：“吴承恩屡试科举而不中，可谓怀才不遇之读书人。传闻他曾赋诗一首，内中两句云：‘胸中磨损斩邪剑，欲起平之恨无力。’这或许正是他创作《西游记》的初心所在。他立志斩断世间邪恶，心中之剑已然磨砺至尽，却只能无奈地叹息，无力回天。”（后经查证，吴承恩确有一首长诗，其中四句曰：“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作者注）

主席指出：“我党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理应率先抵制特权，严于律己并约束身边的亲属及工作人员。否则，有人可能借领导之名，到基层侵害民众利益。在‘九评’中，明确列出了十余条对领导干部的具体要求，其中特别强调，党和国家干部不过是普通的劳动者，而非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阶层；干部需定期参与集体生产劳动，与群众亲密无间。同时，提出反对领导干部的高薪、特权，并致力于缩小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妨找出原文细细品读。”

主席轻拈香烟，缓缓道：“所谓的‘天才军事家’，那不过是虚妄之言。我不过是一名教书人，师范学校毕业后，未曾踏入过军校之门，更未曾走进过讲武堂的殿堂。机关枪的射程、迫击炮的威能，以及部队日行军之距离，这些我皆不甚了解。自秋收起义以来，我遭遇了多次败绩，部队溃散，难以重整旗鼓，焦急之下，我几乎要跳脚狂呼。原本几千人的队伍，或死或逃，最终仅剩数百人抵达井冈山。至于后来的赣南之行，同样是一路败仗连连，直至在闽西打下长汀，才稍有喘息之机，得以回头总结经验与教训。战败受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跌倒之后，无法客观地汲取教训。”

何来“所谓的天才军事家”？我实乃通过实战磨砺军事智慧，历经多次战败，方才领悟战争之道。为何战败后，队伍如散沙，难以集结？我深入连队调查，发现缺乏核心力量，于是提出将党支部建立在连队中。每支部由七八名党员组成。

每位党员若能结识一两位亲密无间的朋友，以及积极分子，连队便能形成坚实的核心。在实践中，我们不断汲取经验与教训，人的智慧也随之增长。若有人称我为天才，我并不认同；但若说我擅长总结经验，我则深以为然。

领导人表示：“何来四个伟大，实在太多余了，令人厌烦。”随后，他转身询问我：“你认为，全球谁是真正伟大的？”

我在思索，究竟是在谈论古人还是今人，是军事家还是科学家……一时间竟无法给出答案。主席却开口说道：“在我看来，世界上最为伟大的人，便是母亲。”这个回答，当时对我来说确实是出乎意料的。

领导人强调：“有人提出，我要删去那些副词，就成了所谓的‘过分谦虚’。但在坚守原则的问题上，我绝不会妥协！”随后，领导人转身向我询问：“请问何为谦虚？”

尚未等我寻思出恰当的词汇以作总结，主席便开口言道：“谦虚，实则便是实事求是，不应当骄傲自满，过度则近于虚伪。实事求是，言辞间看似简单，然而付诸实践，却颇为不易。”

主席表示：“我曾亲手创建并见证人民解放军的成长，某些部队更是由某某人亲自领导。难道创建者就无权指挥了吗？再者，军队的创立并非仅由我一人之力。我本职是教书育人，对军事并无研究，如何能凭一己之力打造出一支军队呢？”

我言道：“从某份文献记载中得知，在辛亥革命的风云岁月里，您曾执戈从戎。文献中提及，自那以后，您便投身于军事知识的钻研与学习之中。”

主席轻轻摇了摇头：“确实，我曾服过兵役，那段时间有半年之久。然而，若说自那时起便开始深入学习和研究军事，那不过是虚言。我不过是想借此机会，拓宽视野，一睹外面的世界风采。”

我言道：“那你应该有过军事训练的经历，对军事知识也有所了解吧。”

主席再次轻轻摇头，言道：“得益于我那还算不错的笔头功夫，长官便将我留在了他身边，担任了一名文书，负责整理名册、记录各项事务，以及草拟命令和报告等文件。”他刻意放轻了声音，低声补充道：“这份文书的工作倒也有个不小的便利，便是早晨可以多享受片刻的慵懒时光，无需出操，也不必参与训练。”我忍不住又笑了出来。

主席指出：“组建一支军队，其难度非同小可，正如铸就利刃，须得铁匠之巧手。而此匠非我，而是朱老总。他历经讲武堂锤炼，出身行伍，实战经验丰富。正是他，将一群散漫的农民，悉心组织与训练，使之成为一支能够征战的队伍。从单兵技能到班排连营的攻防战术，无不精心传授。此外，还有伯承、剑英等一众英才。至于我的职责，主要在于如何使这柄利刃更加锋利、更加坚韧。再者，便是如何运用这把刀，提供策略建议。”

主席言罢，靠向沙发，抬起右手，虚握成拳，在身前轻轻挥动了两下。

主席曾言：“自秋收起义失利，我登临井冈山后，便不断思索，究竟应塑造一支怎样的军队。这支军队须与国民党军阀的军队截然不同，亦非王佐、袁文才等绿林豪杰的队伍可比。它必须是我们党实现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这支军队不仅需征战沙场，还需组织民众宣传，协助地方政权的建设。为实现此目标，必须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军队内部构建党的组织和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同时，需建立全新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以及军政关系，并制定全新的部队纪律。这与朱老总等人的传统带兵经验颇不一致。起初，他们难以接受，甚至一度剥夺了我对军队的指挥权。然而，实践证明，唯有如此，红军方能生存并赢得胜利，他们最终也转而支持我的主张。南昌起义虽告失利，两万余人队伍伤亡惨重，幸存者寥寥数百，正是朱老总带领他们辗转广东、江西、湖南，坚持战斗直至井冈山会师。因此，若仅称我为缔造者，我并不认同。若说我是缔造者之一，我则表示赞同。这并非‘伟大的谦虚’，而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主席指出：“战争固然是其中一环，但众多知识实则源于实践，而非仅凭书本可得。书籍自是不可或缺，关键在于如何去阅读。”

主席转过头来再次向我询问：“何为知识？”他抛出一个我一时难以作答的问题。然而，我明白他并非迫切期待我的回答。

主席续道：“这实则是对人类在探索与变革世界过程中积累经验的概括。有些人读了数本书，便自诩为知识分子，自鸣得意。然而，我认为并非如此。众多大学生，包括你，”主席用手指轻轻指向我，“纵然博览群书，若不付诸实践，那些前人的智慧仍无法转化为自身的财富，不足以称得上真正的知识分子。唯有投身实践，方能在实践中检验所学是否真知灼见，同时，也能汲取书本之外的知识。若能将前人的智慧在实践中内化，有效解决实际问题，这才堪称真正的知识分子。”

战国时期，赵国名将马服君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闻名，曾指挥众多重大战役。其子赵括，博览兵书，甚至能在辩论中胜过其父。马服君在临终前，曾对其夫人叮嘱，切不可让儿子参与军事指挥。然而，秦国入侵之际，赵王未采纳忠告，任命赵括为统帅。战局转折，面对白起的精锐之师，赵括所率四十万大军溃败，全军覆没，士兵们皆被活埋。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感叹，那些沉迷于书本、忽视实战的读书人，往往因纸上谈兵而陷入愚蠢的境地，赵括便是其中一例。

“赵括算知识分子？”我问道。

“姑且算，也可不算，”主席言道，“他就是那样一种人——满腹经纶，却缺乏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再提及那些王明路线下的临时中央的官僚们，他们虽历经数年海外学习，手不释卷地研读马列著作，但对我国的国情，尤其是苏区的现实，却一无所知，却妄图对一切指手画脚。最终导致了苏区的大片土地丧失，三十万红军锐减至不足三万。我在延安撰写文章时曾言，食物需一口一口地吃，道路需一步步地走，子弹确实能夺人性命，然而这些官僚们对此一无所知。我党因这类知识分子而蒙受的损失太多，因此提出了知识分子改造的任务，旨在让那些仅拥有书本知识、缺乏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投身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等实践中，通过磨练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同时，我们也提出了教育革命的任务，那就是将那些培养与实际脱节知识分子的学校，转变为培养既掌握书本知识又具备实践经验、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知识分子的摇篮。”

我要求军工学院的全体师生深入农村，投身于四清运动之中，目的在于让你们亲身感受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你们不仅要拥有书本上的知识，更要拥有实践经验，这是课堂所无法传授的。毕业后，我希望你们能离开繁华的大都市，加入野战部队的最基层连队，从一名普通战士的身份开始，以免沦为赵括般的纸上谈兵者。在国民党将领中，真正具备实力的，往往是黄埔军校早期的毕业生，因为他们是从基层士兵做起，亲身经历了战斗的磨砺。而那些从陆军大学毕业的高才生，虽然学问渊博，但真正能胜任战场指挥的却寥寥无几。

主席指出：“庐山会议竟演成了笑谈，众多高级干部竟至信奉所谓的‘天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与唯物论的反映论皆未透彻理解。他们高举‘拥护天才’的旗帜，盲目附和陈伯达，发动突如其来的攻势，以为一哄而散就能颠覆二中全会既定的议程。我却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讥讽其为‘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庐山会议实质上是一场未竟的政变，不过是古代所谓的‘诛晁错，清君侧’的翻版。我认为，我们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有必要多研读一些马列的经典著作。”

问：“从哪开始读？”

“嗯……”主席沉思片刻，继而说道：“我们不妨先阅读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主席拿起茶杯，轻啜一口，言道：“德国古典哲学的领军人物非黑格尔莫属，他曾是马克思的启蒙导师。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其思想中汲取了辩证法的精髓。然而，恩格斯曾言，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虽无懈可击，却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石之上，如同头脚颠倒，上下错位。马克思则将之翻转，使得理论得以头脚倒置，回归正道。”

费尔巴哈不仅是马克思的导师，其著作《基督教的本质》中的唯物主义思想亦对马克思与恩格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二人带来了思想的巨大解放。恩格斯曾言，我们瞬间便成为了费尔巴哈的信徒。然而，马克思随后指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存在不彻底性，显得机械且带有形而上学的色彩；在探讨人类历史时，他又显现出唯心主义的倾向。因此，恩格斯形象地比喻道，马克思的身体下半部分属于唯物主义，而上半部分则依旧保持着唯心主义的立场。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继承导师智慧的同时，也敢于批判性地思考，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我认为他们并非天生才智过人。他们从资产阶级的思想中汲取了辩证法的精髓，学习了唯物论，掌握了经济学，并研究了社会主义理论。然而，他们的学习并非盲从或迷信，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和批判性的吸收。这种学习方式，正是所谓的“扬弃”。在不断的思考和实践中，他们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正确的东西得以传承，错误的内容则被淘汰。

主席强调：“我之前指出你的学习方法存在问题，误以为老师所教、书本所载皆为绝对真理。实则不然。如今你在辽宁东北工作，北京下发的指令、命令，便一定是正确的吗？未必。你必须勤于思考，质疑其是否真正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贴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中央的指示，包括我个人的言论，有的正确，契合客观实际，你们省委应予以执行。有的则错误，不切实际，你们应向中央汇报，勇于与中央进行辩论。唯有通过辩论，即便激烈到面红耳赤，才能探寻真理的真谛。只要你们的观点更贴近真理，我愿意进行自我批评。恐惧辩论、回避辩论，甚至禁止辩论，无论是出于内心恐惧还是以权势压人，这些行为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是错误的。”

“真理乃是对事物发展变化客观规律的准确反映。人的主观认知与客观规律之间总存在一定差距，差距越小，如十个指头中有两三个，便堪称卓越。我们所认知的真理都是相对的：今日被视为真理的，未来或许暴露出错误的一面；今日被视为错误的，未来或许揭示出真理的某些成分。因此，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不恰当的。应通过质疑、深思、分析，确认应当肯定的要素，摒弃应当否定的部分。”

主席重新点了支烟，说：“庐山会议原定议程，是为四届人大召开做准备，就有讨论修改《宪法》的议题。我提议，把公民有'四大’的权利写进去。这样，人民群众就可以随时发表他们的意见，可以监督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干部的工作。还要把工人有罢工的自由写进《宪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还允许工人罢工自由，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居然害怕工人罢工，岂非咄咄怪事?除非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是自己屁股不干净，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脱离了群众。不然你怕什么?我看只要处置得当，罢工只能揭露矛盾，暴露坏人，教育群众，有利于反对官僚主义，改善干群关系。哪有共产党人比资本家更害怕工人的道理!”

主席轻抚桌面，取过一叠资料递至我手边：“近期，黑龙江地区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央对此表示关注。鉴于该地作为边防前沿的重要性，持续如此状况实为不妥。请你仔细研读。”

我接过材料，匆匆浏览一番，发现其中大部分内容均出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权威机构的内部报告，此外还包括一些电报和记录稿，它们揭示了黑龙江省委主要领导所面临的问题。

主席言道：“请你转告陈锡联，他们先行返回，而你则留在此处。中央正就如何处理黑龙江问题进行深思。总理建议你参与其中，因其认为你对黑龙江的局势颇有了解。你先查阅这些资料。”我接过资料，起身向主席告别，主席亦起身与我握手。

我转过身去，主席叫住了我：“稍等。”我再次转身面向他。主席询问：“请问‘天才’这个词在英文中是如何表达的？”

“天才？”我问道，“似乎是gen……那个词，具体记不太清了，得查一查。”于是，我走向墙角的另一边，从书架上取下了郑易理主编的《英华大辞典》。

“找到了，”我回应道，“‘天才’在英文中称作‘genius’。汉语中，它不仅意味着天才，天赋，甚至还能引申为神仙、妖怪之意。”我一边说着，一边将摊开的词典递向主席展示。

“啊，庐山之人皆谓我为妖。呵呵呵，笑谈间。”主席轻声而笑，我亦随声而笑。

【成稿于2008年9月；经修订于2023年7月】

毛主席论科技

毛远新

1975年12月，在政治局一次批邓的会议上，主席后来指定列席会议的唐闻生发言，她说，当时主席的眼睛不能看文件，小平同志要她去把胡耀邦组织编写的《科学院汇报提纲》读给主席听。当她读到主席1963年在一个什么会议上曾经说过：“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时，主席“嗯？”了一声，唐闻生以为主席没听清，她把这段话又重读了一遍。主席说：“屁话，我没说过。”唐闻生还说，小平同志想把他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主席。

在会议结束后，我向主席逐一复述了与会者的发言内容。当轮到唐闻生发表意见时，我疑惑地问道：“您指的是‘胡言乱语’吗？”主席回应道：“没错，就是那种话。”他示意我后，又指向自己，表示：“我们似乎曾经讨论过类似的问题。”我立刻回想起近期与主席的交流，但一时却无法确切想起是何时讨论过这一话题。于是，我转而继续报告其他人的发言。

十数日之后，我在抽屉中偶然瞥见一本浅蓝色的册子，这才勾起了我当年的记忆——那是在主席将此册子赠予我时，曾向我阐述过关于科学技术的话题。

1965年的春末夏初，我因身体不适而滞留北京接受检查与治疗。在此期间，遵照哈军工导弹工程系戴其萼主任的指导，我前往七机部下属的若干研究院所，与部分系内毕业生举办座谈会。此举旨在为导弹工程系未来的教学改革方案提供必要的调查研究。通过我的联系，七机部王秉璋部长亲自为我安排了数场座谈会，以便倾听学长们的宝贵意见。

约在六月之初，王秉璋部长引领我至北京郊外的一处试验场地，观摩火箭与导弹发动机台架的点火试验。归途中，王部长在驶向市区的汽车内，向我提出：“七机部近期举办了一场科技成果展览，衷心希望主席能莅临指导，不知能否代为转达此意？”我应允了他的请求。

主席自外地返京之后，我即前往丰泽园北房拜访。彼时，他正餐后歇息，坐在餐桌边，全神贯注地翻阅着一本陈旧的字帖拓本。主席首先询问了我的健康状况及治疗进展，随后，我便向他汇报了在七机部举办的教改座谈会上的情况。

领导指出：“对于专注于自然科学学习的各位，应当了解辩证法的运用。科学进步是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发展的，但教学过程中不一定要严格遵循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比如讲授原子物理学，为何不能从日本学者板田的理论开始，而非必须从玻尔的理论入手？在研究历史时，重点应放在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学习上。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三千多年，那么一万年后的历史课程又将如何教授呢？在研究近现代史时，也不应仅仅局限于书本知识，更应深入群众，了解村史和家史。”

我曾提及，王秉璋部长引领我观摩了火箭与导弹发动机的台架点火试验。在那次试验现场，我有幸见到了钱学森先生，他是哈军工的杰出校友，更是我们导弹系学员心目中最为敬仰的楷模。

主席曾言：“钱学森先生堪称楷模，他毅然舍弃了美国的优越待遇，甘冒生命风险回归祖国，无私地为国防现代化事业倾注心血。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深刻的理解，淡泊名利，将自己的学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堪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我随口提及：“近日，七机部举办了一场科技成果展览，王秉璋部长特地叮嘱我转告，希望主席能够莅临参观。”

“什么展览？”主席问。

“这便是我国七机部近年来所取得的科技成果的集中展示。”我如此回应。

“请问，这是关于科学发现还是技术发明的展览成果？”主席搁下手中的书法作品，目光转向我。

“这……难道不是同一概念吗？”

主席指出：“实际上，科学与技术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然而，从哲学的视角来看，它们并非完全等同。”

察觉到我一脸困惑，主席将手中的字帖轻轻放下，起身拿起他的茶杯，随后缓缓走向饭桌旁的沙发。他示意我坐到茶几另一侧的沙发上，自己则优雅地落座。

主席指出：“科学的核心在于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而技术则专注于如何更高效地改造世界。科学领域常用‘探索发现’这一词汇，其所指的乃是那些客观存在但人类尚未完全认知的物质运动规律。相对而言，技术领域则侧重于‘发明创造’，即创造出原本不存在于世界上的事物。在英文中，‘探索发现’对应的是‘discovery’，而‘发明创造’则对应‘invention’，这两个词汇在概念上有着明确的区分，并非同一概念。这一区别是林克（主席的秘书兼英文教员——作者注）向我阐释的。”

这乃是我初次听闻将科学技术划分为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分野。他的言辞激起了我的浓厚兴趣，主席轻按桌布上捌着的电铃，随即召唤卫士为我奉上一杯香茗。

主席指出：“科学研究致力于揭示宇宙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自始至终独立存在，并非人为创造。人类的责任在于去探寻和认知这些规律。随着人类的出现，科学研究的范畴进一步扩展，涵盖了人类进化、社会发展以及人类思维运动的规律。通过对这些规律的探索和理论化，我们便实现了科学发现的成果。居里夫人发现了镭的放射性，这是科学家的工作。然而，镭的放射性并非她所发明创造，它自镭元素诞生之日起便客观存在。依据放射性理论，有人发明了X光机，用以检测肺结核。我认为，将发明X光机的人称为技术专家或发明家或许更为适宜。”

主席轻抚茶几上的火柴盒，随口道：“万物皆由分子构成，分子又由原子凝聚而成，原子内部则藏有原子核与外围电子，原子核中更蕴藏着中子、质子等元素。这些并非人类所能创造，它们自物质诞生之日起便以客观形态存在。科学家的使命便是揭示原子的构造之谜，进而升华为原子物理和核物理的理论。至于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实际，改造世界，制造原子弹、核电站，则离不开工程技术专家的辛勤努力。”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正是辩证法的精髓。依照元素周期表的解释，金银铜铁锡等元素之间的差异，主要源于其原子核内质子与中子数量的差异。若有人能够将铁的质子数提升至金的质子数，那无疑将致富。难怪古代流传着“点石成金”的说法，或许是因为改变质子与中子数量的技术太过艰深，数千年来，那些方士、术士与道士无人能够将铁在八卦炉中炼化为金。

我情不自禁地笑了，主席也跟着露出了笑容。我解释道：“我习惯于将科学技术视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总是不自觉地用‘科技’这个词反复诉说。”

领导人表示：“探讨宇宙的本质，我们首先理解‘宇’代表空间，而‘宙’指的是时间。空间之广阔，涵盖亿万光年；而空间之细腻，甚至触及质子与中子的缝隙。至于时间，它的奥秘难以言尽，仿佛不息地流转，既无起始也无尽头。人们所规定的年、月、日、时，不过是基于对天文现象的观察与总结，这种时间体系主要适用于地球，且随着不同地区和时代的变迁，其定义亦有所不同，从而产生了农历、阴历和阳历的区分。随着时间的流逝，宇宙间的物质不断运动，而我们的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仅仅占据了一席之地。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看，不论从类人猿的起源算起，也仅有这短暂的瞬间。”他用手势描绘着，左手拇指顶在食指指尖上，同时右手也以同样的动作，两只手一起上下摇曳，形象地展现了这一宏大而微小的对比。

国家领导人指出：“人类始终渴望揭示宇宙的奥秘，寻求其中的规律性。宇宙间万物的运动和变化，是否真的存在某种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是否也有其内在规律？科学家们坚信如此，我也深以为然。探寻这些规律，揭示并理解它们，正是科学家的使命所在。我们常言‘人定胜天’，这难道不是正确的吗？在我看来，确实如此。难道‘听天由命’就是正确的态度吗？人类不懈地探索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正体现了一种不愿屈服于命运的决心。气象学家掌握了天气变化的规律，能够预测晴雨，发出台风预警，这不正是‘人定胜天’的体现吗？古时候，人们将月蚀解释为月亮被‘天狗’吞噬。然而，科学家们并不认同这种说法，经过研究，他们发现那不过是地球的阴影投射到了月亮上。”

然而，坚信人力可胜天必须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绝不能擅自创造规律，否则将面临天意的惩戒。至于这位天意所代表的神明，有人认为是上帝，有人认为是菩萨。在我看来，所谓的老天爷，实际上就是客观规律的本质体现。

仿佛旧事重提，主席从沙发上起身，我也随之站立。他抬手示意，让我坐下，随后自行步入旁边的卧室。在床边堆满书籍的一隅，他仔细翻寻，最终取出一本封皮浅蓝的薄册，携书而出，递予我道：“请阅读此书。”

我手捧《海陆的起源》一书，该作由奥地利学者魏格纳所著，并由李旭旦先生进行翻译。此书于196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详见附件）

“这本书的作者叫……”主席一时想不起来，我忙把书递过去，指着封面上的字说：“叫魏格纳。”

主席对封面只瞄了一眼，坐下来点燃了一支香烟说：“这个魏先生是个了不起的科学家。他的学说在半个世纪前曾有许多人反对，现在反对的人少了。他发现这个地球上，欧亚大陆和非洲、美洲原先都連在一起，没有大西洋，也没有地中海。后来，据说是因为潮汐与地球自转的缘故才分裂成五大洲、四大洋。魏先生发现了地壳运动变化的规律，提出了地壳板块移动的理论。但是，地壳运动变化规律，不是他创造的，是亿万年来就在我们脚板底下客观存在着，所以地球上有地震，有火山。”

主席朝我探过头来：“说不定将来有一天，几块大陆又会合在一起。你说可能吗?”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一时说不出话来。主席说：“我看是可能的。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他自己先笑了，我也笑了。

主席接着说：“也许有一天，太平洋又没有了，中国和美国粘在了一起。”主席朝我瞪大双眼，故作一付严肃的神态说：“我看，有这个可能噢。”并很认真地连续点了两下头。只当是说说吧，我也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说：“中国和美国要是粘在一起，那日本列岛怕要遭受灭顶之灾了。”

“呵呵呵呵……”主席忍不住和我一起大笑起来。

我翻开书，发现该书前面几页，包括“译者的话”及“序”等部分，主席用铅笔画了许多道道，想来他读得很仔细。后面正文就没有画道了，估计文中专业术语太多，读起来太吃力。也可能他就没有继续往下读。

“古生代石炭纪，距今有多少年了？”我翻着书随口问道。主席摇了摇头：“我也不晓得。”

回到王秉璋部长邀请的问题，我说：“我也说不清是科学发现成果还是技术发明成果，不过既然叫科技成果展览，总是二者都有的意思吧。实际上二者也很难分开。”

主席点头，说：“实践中有时是难分开的。我们有个科学院，就是郭老管的那个，我们没有技术院。我是从哲学概念上讲，二者不是一回事。”

“那郭老也不是科学家，还当科学院院长呢。”我说。在我的印象里，郭老是历史学家，是文学家，剧作家。

“不对，”主席摇摇手说，“郭老是科学家呢。他是研究历史，研究甲骨文的专家，怎么不算科学家呢？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也都是一门科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往往都有意识形态的烙印。”

主席说：“你可以读读郭老写的《十批判书》。他在书中的第一批，先批判了他自己。郭老说，以前研究先秦古代史，都是根据东周以来儒家文人的著述。经过对出土的牛骨头上的甲骨文，青铜器上的铭文考证，发现自己对先秦历史的许多结论是不当的甚至是错误的。研究先秦古代史，应该学学郭老，从考古入手，从乌龟壳牛骨头，从青铜器入手，不要只停留在古人的故纸堆中。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有人类思维的科学都是科学，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还有天地之间的万物和人类社会，凡是探索研究发现其客观运动规律的人，都称得上是科学家。我看，科学应属于上层建筑范畴。”

我说：“科学属于上层建筑，那技术就是生产力了。”

主席点了下头，停了一会儿，又说：“我看也不完全。先进的技术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如果说技术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恐怕更恰当些。但是这个转化还必须要有许多重要的前提要素，首先得要有劳动着的人，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人，这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我赞成林彪说的，人的因素第一。人不仅是部队战斗力的第一位要素，也是生产力诸要素中第一位的要素。另外，还得要有土地、森林、矿山，要有空气要有水，要有生产的原料材料，还得要有厂房有机器设备，有动力、电力等等要素。离开这些要素，再好的技术恐怕也只能是纸上谈兵，一堆废纸，不能转化为生产力。”

我又提到七机部的科技成果展览，说：“那我怎么向王部长……”

主席摇摇手打断我说：“再说吧。”他话锋一转：“过去我就批评你，怎么只对科学技术问题感兴趣，对政治不感兴趣呢。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中国会不会走苏联的老路，复辟资本主义。看来你是不担心的，不然为什么从不见你问这方面的问题？”

“我不是不担心，我不了解……”我想辩解。

主席挥了一下手打断我的话：“你就对王秉璋同志说，我最近忙。”

我说：“好的。下个学期我们不上课了，按你的要求下乡搞半年四清运动，然后回来搞毕业设计，明年这时候就该毕业了。”

主席说：“明年就毕业了？我说过，学校说你毕业，我不承认。因为你常年关在课堂里，没有当过工人，不会做工；没有当过农民，不会种田；也没有当过兵，不会打仗。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都不了解，算什么大学毕业？”

我说：“我从清华大学转学到哈军工就当兵了嘛。”

主席：“那算什么兵，学生兵不算数。毕业后会安排到哪里去呢？”

我说：“根据我的专业学习成绩，很可能分配到七机部的研究机关。”

主席摇头说：“不好，不好，我不赞成。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又进机关门，就是脱离社会实际。还有其他分配方向吗？”

我说：“还有个可能，就是到部队去。”

主席：“去部队吧。现在美国正在轰炸越南，看来这个仗会越打越大，就去部队吧。如果越南要我们帮助，你敢不敢去打一仗呢？”

“我敢!”我说。

“好!”主席拍着沙发扶手说，“我们家就只有你一个壮丁了。”主席又问：“部队装备的武器你会用吗？”

我说：“我学的就是防空导弹的地面雷达控制，虽然没有实际操作过，但基本原理我都学过，到部队再实际操作训练一下，估计很快会使用的。”

主席说：“防空导弹好，越南现在就缺防空部队。步兵轻武器会用吗？”我答道：“手枪、半自动步枪、冲锋枪我都会用，但很长时间没摸了，用起来不熟练。”

主席说：“我通知汪东兴，叫他把这些枪都拿来给你，一边继续治疗，一边熟悉一下各种枪支。到了战场上，那可都是看家防身必须的。”

“那太好了。”我说。

“还有”，主席说，“你那个名字太招人注意了，下乡下部队不方便，还是换一个好。”（当时，全国都在传达1964年主席和我在北戴河的谈话纪要一一作者注）

“那就给我另起一个吧。”我说。

主席想了想，说：“我叫李得胜，李敏、李讷……你就叫李实吧。实事求是，实实在在，可以吗？”我说：“没意见，就叫李实。”

第二天，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陈长江，按汪东兴指示，把手枪、半自动步枪、冲锋枪都给我送到家来，还拿来枪支分解拆装的操作说明和一张胸环靶纸，后来还带我到靶场去打了靶。

回到哈尔滨，我向系主任戴其萼汇报了座谈会情况和主席要我毕业后下部队并改名李实后，去黑龙江省巴彦县临城公社前进大队搞四清。年底四清结束回到学院，得知毕业设计不作了，提前半年，于1966年1月毕业。我正式打报告申请更改姓名。经军工学院批准，我的毕业证书上就写着“李实”这个名字，并被分配到了空军。

我到空军司令部报到，吴法宪司令、余立金政委把我安排到军委空军司令部第二高炮（即防空导弹）指挥部当参谋。当我兴冲冲地把这个消息报告主席时，主席说：“我是要你去当兵，不是去当官。”

我说：“参谋算个什么官，最小的芝麻官了。”

主席也笑了，说：“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算是最小的官了。我是要你离开北京这些大城市，到野战部队的基层连队去当战士。战士当得好，可以当班长，班长当得好还可以当连长，那时再考虑到指挥机关去当参谋。”

我又去找了吴法宪司令，把主席的原话讲了一遍。当时吴司令很激动，眼眶都红了，说：“没想到啊，主席要求得这么严。”最后决定，我被分配到空军高射炮兵独立四师三营一连三班当了战士。

回忆当年和主席的谈话，我知道了科学主要是如何认识世界，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类思维的科学。而技术主要是如何去改造世界，技术本身还不是生产力，还要在具备许多必要的前提要素后，才可能转化为生产力。

我理解了主席为什么不赞成唐闻生读给他听的那个《科学院汇报提纲》。

题外的话：

1993年10月，我被安排到上海汽车质量检测监督研究所工作。

我从报刊上经常看到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有时报纸头版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标题，而在第三或第四版上却有文章讲：我国有大量的科技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例如2006年8月12日《中国青年报》第四版文章《我国八成科技成果在“睡大觉” 专家呼吁：尽快扭转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现状》，作者是新华社记者董践真。文中说：“人们不禁在问：一方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是那样的令人振奋。另一方面，科技成果的转化却如此难如人意。这种反差的背后究竟隔着一堵什么样的‘围墙’，至今就是打不开它。”

既然科学技术已经是第一生产力了，为什么还需要打开一堵“打不开的围墙”才能转化为生产力呢？这是否说明技术本身还不是生产力？

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先生曾说过：“科学是去发现已经存在的，而工程是要创造世界上从来没有的。”这里说的“工程”，我个人理解，就是在具备各种必要前提要素的基础上，多种相关技术的系统综合。2002年11月1日上海《新闻晨报》，通栏大标题是某某人提出的“科学的本质在创新”。我认为科学是发现原本就客观存在的物质运动规律，这些规律不是什么人主观意志可以随意“创新”创出来的。如果说“技术的本质在创新”可能还说得过去。

【原稿：2009年3月 修订：2023年5月】

附件：《海陆的起源》一书的封面及书中的序、译者的话

（说明：书中的铅笔划道，都是毛主席阅读此书时留下的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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